骑着马，赶着驮运仪器的牦牛，深入雪山草地，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进行高原疾病普查；饿了吃点牧民们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，有时晚上同牧民一起住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牛毛帐篷里，直到深夜还在整理搜集到的宝贵资料。这就是吴天一倾其心血研究高海拔环境下的特发型疾病的常见镜头。
在高原医学这一研究者寥寥无几的领域，在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青藏高原，在一切几乎都要从头开始的情况下，吴天一走出了一条坎坷之路。
在堆满书籍的狭窄而又简朴的家中，吴天一院士笑着说：“去年底，刚被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个多月时间内，我收到了国内外的许多来信，其中国内某大学承诺，只要我去就给我赞助100万元并提供100万元的科研启动费，还配备住宅和轿车，但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，要是为了钱，我不会一辈子呆在这里的。我的研究领域是低氧生理与高原医学，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科研事业的‘江河源’。”
100万元及提供100万元的科研启动费，对吴天一不是没有吸引力，40多年来，他一共只获得100多万元科研经费。但让人称道的是，他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250多篇，并囊括了多项第一：中国青藏高原医学研究领域内第一位院士、青海省地方科研院所内走出来的第一位院士、中国第一位塔吉克族院士。
1937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的吴天一，小名叫伊斯梅尔*赛里木江，为了干啥事都争天下第一，所以父亲给他起了“吴天一”这个名字。1951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，经6年的寒窗苦读毕业后，与妻子刘敏生一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平壤医院工作。1958年，夫妇俩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，毅然来到了条件极为艰苦的青海一家军队医院工作，起初从事临床医学，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与同行一起创建了青藏高原医学研究所，从此近半个世纪的心血就洒在了这片广袤神秘的青藏高原上。
远在美国的父母和妹妹多次在信中向他倾诉相思之苦，呼唤他到美国定居与家人相聚。以吴天一的研究方向和成果，是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的。吴天一也深知这一切，但他在给父母的回信中写道：“高原医学只能扎根在青藏高原，这是我研究高原医学的天堂，我离不开正在研究的项目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时间，等攻克‘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’的课题后，我再去看您们。”1981年党的生日那天，吴天一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这更加坚定了他扎根高原报效祖国的信念。
流行病学研究要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5％以上，才能掌握准确的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。在坚持高原病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20多年中，吴天一走遍了青海、西藏、甘肃、四川4省区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，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，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。他妻子刘敏生说：“我们在西宁住了40多年，要是问起哪条街、哪个大商店，老吴都说不清。但要是问起州县哪个乡镇、海拔多高、环境如何，他却一清二楚。”
青海藏族牧民大部分都知道吴天一的名字，并亲切地称他为“马背上的好门巴（医生）”。看到他如此的艰辛，有人劝他少吃点苦，可吴天一却总是乐观地回答：“跟别人吃一般的苦，那就只能做一般的人，只有吃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做别人不敢做、做不了的事，才能做不平凡的人。”
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“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”这一主攻课题，精通英语、俄语、塔吉克语、汉语的吴天一，还学会了藏语，扫除了研究工作中的语言障碍。
经吴天一四处奔波与多年努力，1991年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氧舱。为了把感性认识变为理性认识，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，第一次模拟实验由谁去呢？深知第一次以人体实验有一定风险，吴天一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舱体，从模拟海拔高度5000米开始下降时，由于下降速度太快，瞬间他头痛欲裂，耳鼓膜竟被打穿！但吴天一很欣慰，代价换来了对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的把握。
他根据自己研究掌握的知识，揭开了藏族人群适应高原的生理之谜，并为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高原病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新世纪初年，号称“世界屋脊新长城”的青藏铁路动工建设，数万建设大军在高海拔地区施工。吴天一多年的研究成果立即运用于青藏铁路建设之中。他所撰写的《高原保健手册》被送到了青藏铁路施工的最前沿；和同行们共同研制的抗缺氧药物、保健品已发挥作用；开设的高原病科也为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准备了完善的抢救治疗环境 |
